出轨要受罚?法律如何遏制夫妻不忠(下)

摘要: 夫妻忠实协议是已婚公民对自己的性自由进行自愿限制和约束的体现,完全符合我国《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有条件地接受并认可夫妻忠实协议,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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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忠实协议是已婚公民对自己的性自由进行自愿限制和约束的体现,完全符合我国《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有条件地接受并认可夫妻忠实协议,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夫妻忠实协议能否算数


   

在6月29日的研讨会上,广大律师事务所燕遥律师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热议:既然出轨离婚案双方的焦点在于赔偿金和财产,那何不事先或婚前签订一份财产协议,因一方出轨导致离婚,无论其为精神出轨还是身体出轨,无论其出轨程度及时间,无论其精神损害程度,都应按照协议进行财产分割以及赔偿。

   

广东工业大学的谭丽老师对此持支持的态度:在出轨离婚案件中,无论是侵权损害事实的发生还是因果关系的问题(界定上)实际上都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难举证的。所以,针对婚内夫妻的不忠行为制订协议非常重要,同时在法律上也应规定哪些行为是婚内不忠行为,做好明确的界定,另一方面,法律应该允许夫妻协议中的约定行为。比如有人认为身体出轨才算出轨,有人认为精神出轨也算出轨,甚至连与异性拥抱轻吻等行为都无法接受。所以,可以通过夫妻双方协定,更加细化不忠行为,让纠纷发生时可以更加清晰地解决。

   

所谓夫妻忠实协议是指男女双方在结婚之时或者结婚以后签订协议,约定一旦一方有婚外通奸行为等违反我国《婚姻法》第4条规定的忠实义务时,双方中任何一方如果提出离婚,那么在离婚时,遵守忠实义务的一方有权依据双方约定的忠实协议要求违反忠实义务的一方支付违约金或精神损害赔偿款。

   

廖丽莎是“夫妻忠实协议”的践行者与受益者。

   

2006年年初,廖丽莎与胡鹏在湖南登记结婚,并于这年4月签订一份协议,约定:从今天起,如果任何一方在外面有婚外情行为而引起双方离婚,那么家庭所有财产归另一方所有(包括房、车、现金、银行存款和流动资金),子女也由另一方抚养。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婚后,夫妇俩来到广东中山发展,辛勤打拼多年后,他们收获颇丰:拥有了三套房产,购买了小轿车,并持有40万元的债权。

   

夫妇俩的关系也在这时候迎来了考验:廖丽莎发现胡鹏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她愤而起诉离婚,并要求根据当初的协议获得全部财产及孩子的抚养权。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查明:2012年2月12日晚,胡鹏在中山市公安局东升分局某派出所做询问笔录时,称与廖丽莎已处于半离婚状态,而且廖丽莎知道其在外还有一个女朋友冯月。庭审过程中,胡鹏确认询问笔录属实,却坚决矢口否认自己与冯月为情侣关系,但未能对其上述自认冯月为其女朋友的说法作出合理解释。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此案的民事判决是:准许廖丽莎与胡鹏离婚,双方的共同财产包括40万元债权全部归廖丽莎所有,孩子由廖丽莎抚养至18岁。

   

一审判决让胡鹏净身出户,他很快上诉至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主张当初的协议为廖丽莎逼迫所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并诉求撤销该协议。

   

其实,关于夫妻忠实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各地法院对待夫妻忠诚协议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北京、安徽、广东等地出现过支持的判决,而上海、浙江等地法院则倾向于不予受理。

   






有条件地承认“夫妻忠实协议”


   

廖丽莎与胡鹏的离婚官司,双方在二审中都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廖丽莎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判决。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廖丽莎与胡鹏签订的协议实为夫妻忠诚协议,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适用《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规定。《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要件方产生法律效力: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本案中,廖丽莎与胡鹏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签订夫妻忠诚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且夫妻忠诚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并且约定的责任承担方式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协议应当有效。

   

夫妻忠诚协议正是已婚公民对自己的性自由进行自愿限制和约束的体现,这种限制完全是夫妻双方合意的结果,完全符合我国《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符合我国《婚姻法》关于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只要缔约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该协议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根据廖丽莎与胡鹏双方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显示,胡鹏婚后确实存在婚外情,并因此导致两人产生离婚纠纷,故根据双方之前签订的协议,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廖丽莎所有并无不妥。

   

二审最终的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官司最终赢了,廖丽莎却高兴不起来,两人签协议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婚姻,如果夫妻双方相爱而不是相杀,谁愿意手执协议对簿公堂?

   

尽管如此,在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校法律系教授郭丽红看来,夫妻签订忠实协议,并得到越来越多的法院承认,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郭教授认为,配偶权属于相对权,是夫妻之间享有的特定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其中,人身权利不可约定,财产权利可以约定。夫妻忠实协议的效力是基于配偶权而产生的对财产权利的约定(一方对另一方的赔偿),因此应确定夫妻约定赔偿制度,明确夫妻忠实协议属于民事协议的一种,承认夫妻忠实协议的效力。在《婚姻法》进入《民法典》时应增设“夫妻双方可以订立有关忠实义务的协议,约定一方违反忠实协议的民事赔偿责任”。

   

郭教授认为,夫妻忠实协议应具备以下条件:


1.适用于夫妻一方与他人发生婚外性关系,无论是否导致离婚;

2.有明确且具体可执行的内容;

3.是对一方财产的惩罚性赔偿。


应不存在以下情形:


1.违反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的条款无效,如违反平等、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事原则的条款无效;

2.不涉及夫妻忠实义务内容的协议条款不具有执行力,如“夫妻间要保持每星期两次的性生活”“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不得夜不归宿”“不得对配偶爱答不理”等;3.约定不明确的内容视为未约定,如未约定具体财产数量或价值等;

4.人身关系的约定无效,如约定不得离婚或必须离婚、约定孩子归某方抚养等。

   

   

   





让司法更具正确导向


   

在研讨会上,郭丽红教授列举了其他一些国家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国外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损害赔偿、抚慰金和填补财产损失。有些国家甚至还包括了对财产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如《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在因一方配偶单方过错而宣告离婚的情况下,这一方对另一方配偶因婚姻解除而受到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损失,得受判处负损害赔偿责任。”《瑞士民法典》第151条规定:“(一)因离婚,无过错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配偶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二)因导致离婚的情形,无过错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予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作为抚慰。”

   

郭教授建议我国立法应明确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性质,完善立法和司法制度:


1.明确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既得利益和期待利益的财产损失;

2.明确给付抚慰金,不必由原告证明存在精神损害事实,不应适用“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解释”,应规定损害赔偿的法定抚慰金,数额可以加大,以示惩罚性;

3.原告起诉离婚时未发现被告有法定情节,但离婚后发现的也可以提起离婚损害赔偿。


   

陈蕊伶律师告诉本刊记者,在日本,对于婚姻出轨的惩戒力度是很大的,不仅要惩罚婚姻中的过错方,第三者也会得到惩罚。而在我国,赔偿必须向有过错的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配偶提起,即只有与无过错方形成有效婚姻关系的人才是义务主体,其他人如与有配偶重婚、同居的人,不属于赔偿义务主体。在陈律师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在广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游植龙看来,法律作为社会运行的最基础标准,完善的司法必然要对公民的行为有正确的导向作用,对恶性犯罪行为重罚,对轻微违法行为轻罚。不同的行为都应有合乎标准的司法裁决,这样才能对社会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

   

婚姻出轨案赔偿难度大,赔偿标准低,换一种理解,就是违背婚姻忠诚的成本非常低,这就会暗示一种不好的信息,既然出轨对财产损失不大,那么出轨的后果就不严重,这对婚姻忠诚导向有着不利的一面。

   

广东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于静认为,在制度缺失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人们缺少契约精神和意识,从民众的角度来说,缺乏使用法律的主动性,从而将婚姻风险依附于外界,否则就算制度不完善,我们也应用好、用足现有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用法的自觉,应当是并行不悖的。

   

所以,要解决当前现实中举证难、赔偿难等问题,我们的焦点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制度、公权力的依赖上,也要在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方面做出努力,让普通公民知道法律的作用并用它来保护自己,每个人都要意识到作为成年人应遵守法律的责任和义务。(完)


(因涉及隐私,文中所涉当事人为化名。)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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